手机到底会不会导致脑癌?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通常都会遭到质疑,而相关的讨论基本都无法进行下去。
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但当我开始自己挖掘证据寻找线索的时候才发现答案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全球有超过60亿的手机用户,很多人用的是有Wi-Fi功能的智能手机。在手机的广泛使用下,脑癌的整体发病率并没有出现增长,这一点通常被用来证明手机是安全的。
但其实由此来得出结论是缺乏远见的——脑癌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生长发展,同时这种癌症也并不常见。因此要从一般人群中统计相应的数据并不容易,而事实上,美国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年轻人中发现患脑肿瘤的人数出现了增长。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关注除了手机之外的那些具有Wi-Fi功能的无线设备,比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甚至手表、婴儿监控器、游戏机手柄等。
我们把这些设备放在身边或给孩子们玩,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设备也会发出与手机相同类型的辐射。最重要的是,Wi-Fi已覆盖了我们的住所,这种人工电磁波包围了学校和整个城市。
我们如今生存在一片射频辐射的海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电磁辐射已经高达兆级,远远超出了自然环境中的辐射量。
2011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射频电磁场列为“可能致癌物”。其中大部分证据都基于研究中显示的神经胶质瘤(一种恶性脑瘤)的生长与无线电话的使用时长有关。
美国癌症流行病学专家德维拉·戴维斯博士(Dr. Devra Davis)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相当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从马车进化到了飞机”。
戴维斯博士在行业内的威望很高。她曾接受过克林顿政府的总统任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资深科学家,2007年她所在的团队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一直在呼吁更安全的使用Wi-Fi,特别是儿童使用Wi-Fi。
在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曾经推出过“教育革命”,在全国的公立学校里都装上Wi-Fi。然而,在推出这项改革之前却没有人对Wi-Fi辐射可能给人体带来的长期健康风险进行研究。
“数以百计的孩子们暴露在了从未被完全检测过的东西之下,”戴维斯博士认为,“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就像是在一个未受控实验中对待一群小白鼠。”
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孩子长期暴露在Wi-Fi下的健康风险表示了担心,尤其是儿童的大脑所能吸收的辐射可以是成年人的两倍。
澳大利亚有一个联邦机构——澳大利亚辐射防护和核安全管理局(ARPANSA),负责保护民众免受辐射的有害影响。他们很少接受电视采访,但这一次,他们同意参加我的节目。
管理局的发言人肯·卡里帕迪斯博士(Dr. Ken Karipidis)称,“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平板电脑、手机和Wi-Fi的射频辐射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其他的行业机构包括英国皇家医师学院、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澳大利亚移动电信协会(AMTA)也持相同的态度。
在我看来,没有证据显示Wi-Fi的健康风险并不等于说它是安全的。可悲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安全管理机构都不愿意为我们的安全做出担保。
现在有200名科学家在一份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请愿书上签字,想要呼吁大家关注这个迫在眉睫的“公共健康危机”。这些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的安全标准的保护力度不够。一些国家,如瑞士、俄罗斯和中国,拥有更严格的安全标准,相当于澳大利亚标准的100倍。
微软加拿大前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克莱格(Mr. Frank Clegg)认为我们被所谓的证据误导了,他指出科技行业中其实存在各种阴谋。
“我们的行业正在埋葬科学、混淆无线设备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克莱格博士说,“我看到了技术带来的巨大好处,但我所担心的是没有人能说它是安全的。”
克莱格所说的让人联想起在90年代,主要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在美国国会面前发誓,称烟草不会使人上瘾。
澳大利亚安全机构顽固的表态让我想起了电影《谢谢你不吸烟》中的场景。巧言令色的尼克·内勒(Nick Naylor)对电信公司的高管们说:“先生们,请在镜子前练习这句话:‘尽管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目前仍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手机的使用与脑癌有关。’”
戴维斯博士称,她就曾经见过行业利益影响或者延误了科学证据的发布。她曾经参与过呼吁在飞机上禁烟,她的研究团队发现,在经过8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上乘客吸烟区和禁烟区的细颗粒污染物数量是相同的。
“我们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项研究,但花了4年才让这份报告得以发表。之所以花了4年时间与科学无关,这全是政治因素所致,如今相似的情况又再次出现了。”
没有人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些电子设备。它们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已经对这些设备产生了依赖性。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找到办法更安全的使用这些设备。
戴维斯博士认为面对Wi-Fi技术,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难道你真的想看到证据证明无线设备导致数百人患上癌症,就像烟草和石棉曾经证明过的一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早点行动吗?”
我仍然会使用这些设备,但基于我所发现的证据,我会改变使用它们的方式。我宁愿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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