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迪克·科斯特罗 (前Twitter CEO)进入密歇根大学时,他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但令他惊讶的是,他还很擅长即兴喜剧。毕业之后,他来到了芝加哥,并开始了在第二大城市剧院(Second City Theatre)的学习生涯。和Steve Carell、Tina Fey以及Adam McKay等同伴不同,科斯特罗没有被要求加入该剧院的母公司,而他的喜剧生涯也随之枯竭。
于是,科斯特罗回归成为一个代码猴,还创立了一系列科技公司,其中一家最终还被Google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2010年,他成为Twitter CEO。在Twitter上任第一年,科斯特罗就带领该公司实现1000美元的盈利。
2015年6月,随着Twitter的股价不断下滑,科斯特罗宣布将离开公司。3天后,HBO播出第一季带着半讽刺意味结局的《硅谷》。这一季的结局是:剧中主角、科技创业公司CEO被踢出董事会。作为该剧的粉丝之一,科斯特罗发现情景竟与自己惊人地相似。“我可以指出剧中每一个角色在生活中的原型——出局的创始人、新晋的CEO、围观的员工。”
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那段时间,科斯特罗和科技记者Kara Swisher在旧金山吃早餐,后者被称为“硅谷最让人害怕又很受欢迎的记者”。他们的话题谈到《硅谷》时,“硅谷的人啊——至少我知道的那些,总是一直在谈论这部剧,”科斯特罗说,“可说也奇怪,对于这部讽刺硅谷的剧,大部分人是喜欢它的。我想是因为,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剧中的角色演绎的正是自己。”Swisher说,“他们讽刺的是那些令人厌烦的技术。”
一个月后,科斯特罗和美剧大佬Judge和Berg在旧金山共进午餐。他们告诉科斯特罗,他们已经写到绝境了。他们的新剧主要是讲一个企业家如何努力建立一个公司;如何将企业家从公司分离,然后就不知道剧情应该如何发展了。花大量的时间来写一出闹剧和令人作呕的笑话,《硅谷》还看似是一个精心研究后的作。于是, Judge和Berg意识到,最好的方法是请一个顾问来给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他们惊讶的是,科斯特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正需要一些了解硅谷公司运作的人才。”尽管是大材小用,但科斯特罗还是得到了顾问这份工作。
《硅谷》是主要是在索尼多个混凝土建筑物中多组拍摄完成——不是在硅谷,但在同一时区。每周一上午的三个半小时,Costolo从旧金山飞往洛杉矶机,然后打个Uber到卡尔弗城。然后周一和周二在编剧的房间度过。Berg、Judge和十个其他编剧轮番向他抛出问题:会议室里坐着的最有权势的是人是谁?是什么能够励像Richard这样一个企业家?又是什么会让他最感到沮丧?……科斯托洛说:“我会告诉他们我观察到或我遇到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细节,得到这些信息后他们眼睛会闪闪发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Costolo慢慢地也适应了开自己玩笑。“从CEO变成房间里经验最浅的家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说。这群编剧都会看的科技出版物是Nick Bilton所著的《孵化Twitter》,关于该公司的历史。“一次,他们讨论下一步故事情节,”Costolo说,“Mike问,他们不会面临着一个书中所写Twitter面临的问题吗?然后有人跳出来说,‘Mike,书里有个人就跑出来这里了,我们问他就好啦!”
《硅谷》播放至第三季,它既有趣,也是第一个明目张胆讽刺当前加州北部所有的社会文化的一部作品。节目以两个线索来表现现实的冲突:对科技巨头的蔑视以及对努力想要颠覆他们的创业者表示同情。在试播中,Richard Hendricks——害羞但天赋异禀的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压缩算法。后来他凭借这一个创新创立了一家公司,他坚持将公司叫做“穿花衣的吹笛手”(Richard:“这来自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后来,他的公司得到了发展,Richard变成书呆子,被Goliaths围困:奸诈的董事会成员试图盗取他的知识产权。他能在价值得不到保证的状态下成功吗?对Richard的深层反讽——据推测,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Goliath。
“真正的创业会经历过所有你在剧中看到的狗血情节,甚至更为疯狂的,”风险投资家和顾问Roger McNamee表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编剧可能不得不抽离现实,这样看起来更真实。”
当你编一个无关什么的剧,或者是一个关于办公室文化的电影,收集真实细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非竞争条款 是如何结构化的时候,或者一个善于社交玩乐的程序员会开哪种车,又或者Richard的解雇是会引发一下午的烦闷还是个人危机……这些就需要做足功课了。如今,电视剧作家都有长期的顾问,Jay Carson说道:“你不能用不切实际的作品来愚弄观众。”Jay Carson是Hillary Clinton2008年竞选总统时的新闻秘书,后来任洛杉矶首席副市长。2011年,他的朋友聘请他担任《纸牌屋》的政治顾问。
《硅谷》是一部情景喜剧。“我们构造了很多愚蠢的笑话,但我们也竭尽全力让观众感到真实,”Berg说,“希望在硅谷的人——一个骨瘦如柴的代码猴、亿富翁,或者同时具备前两个描述的人——看到这部剧时会觉得‘我可能不是真如剧中所塑造的形象,但至少这是建立在事实层面上’。”
和外行人士相比,Berg和Judge有着一定的背景来更好地了解硅谷的文化,他们也倾向于聘用具有相似背景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第一个科技泡沫到来之前,Judge在Santa Clara担任电气工程师。Berg的父亲则是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兄弟是一名程序员和创业者,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任职Google。而其他的作家,也有着相类似的经历。
《硅谷》第一季结束时,白热化的竞争使剧情走向高潮:Pied Piper的压缩算法战胜了竞争对手。“编剧想让Richard顿悟,把他的技术瞬间提升一个数量级,”技术顾问Dotan回忆说,“所以我们不得不发明一个极大的而又符合现实的突破。”Dotan向其压缩专家——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Tsachy Weissman求助。“他花了几个小时向我介绍无损压缩的历史,大概就是1948年起利用香农自上而下的编码树理论,然后几年后是大卫·霍夫曼将其从底层往上实现它。”Dotan说,“当时我就问他,‘你提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那我们能不能从中间开刀?’,他说这很荒谬,但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凑效。”
然而,剧中Richard“中间向外”的顿悟并不是来自这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启发,而是一个电视史上最煞费苦心的笑话。
2015年,Weissman教授召开斯坦福大学压缩论坛,最后产生了一份四十页的白皮书来说明“中间向外”的压缩意味着什么。他的一个研究生Vinith Misra在另一篇论文更明确地阐释了这个公式。“很明显,中间向外的压缩方法在剧中也不会凑效,”Dotan说,“如果是,那我们都是亿富翁了。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安排,如果Tsachy Vinith能够完善它,那么剧情就是Mike和Alec和他们分享诺贝尔奖。”
Dotan现在管理着二百多名咨询顾问。有一些是雇员,而大多数都是无偿的义务劳动。他们的身份包括学者、投资者、企业家和谷歌、亚马逊、Netflix等其他科技公司的员工。“我可能会问一个快速的、具体的问题,或者我们可能只是即兴重复几个小时,”Dotan说。编剧与顾问之间,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交易。
每一个夏天,每套电视剧上一季刚刚播完,下一季就开始创作了。这个时候,《硅谷》的编剧团队开始前往加州北部进行考察。他们花几个晚上待在旧金山酒店,并安排每天的会议:上午参观Github的办公室、和AOL前CEO Barry Schuler共进晚餐、下午在沙丘路(Sand Hill Road)参观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风险投资基金、和Reid Hoffman以及Mark Pincus在LB Steak共进晚餐……
“我们观察每个人的动态,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亿富豪,如果其中一个人去了洗手间,我们就开始谈论他,哈哈!”Judge说道。他说,这些男人能够轻松地做出几百上下的决定,但却容易在轻松的气氛中挣扎。这样的互动如果不是现实中亲眼所见,你真的很难描绘正确。
比如,访问Google总部时,六位剧作家和Google X主管Astro Teller坐在会议室内,感受Google的情景。据称,大部分调查会议都是轻松有趣的,但在这里不一样。Google X是该公司的“月球探测工厂”,负责的是诸如生命科学、无人驾驶等异常艰难,但却有可能对世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而在前两季里面,Hooli推出了HooliXYZ——他们自己的“月球探测工厂”,但实质上是一出实验室闹剧。而他们的口号也是硅谷式的理想化:“我们要做的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否会取笑我们。”
编剧们都表示:“我们忍住不笑。”
那么,一部《硅谷》就这么拍成了,naive。敬请期待下阙。
via NewYorker